【大公网讯】美国《侨报》10月12日载文《中国「救农」实爲「救市」》，摘要如下：  

时下，发源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吹得全球风雨飘摇，世界各国都忙著考虑救市招数。而中共眼下在北京凝聚全党才智的一次重要会议—十七届三中全会，主题劫在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，即「救农」。这给外界多少有点不合时宜的感觉。  

衆所周知，由于美元在世界的「霸主」地位，美元一「感冒」，全世界都「咳嗽」，正所谓寰宇同此凉热。中国自然也不例外，特别是它还手握远高于许多国家的庞大美元外汇储备，所受震荡之大可能更甚于他国。但爲何其当务之急不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，而是看似关联度极小的农村问题？  

身爲执政党，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「改革开放」之路幷引发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以来，历届三中全会都含蕴特别意义，被视爲观察中共领导层治国理政理念的风向球，往往会诞生具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。而此届三中全会，早已历经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共新领导层，显然也不会无的放矢。  

毋庸置疑，30年前那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，给中国带来无比的活力，出口型经济、市场化战略得以建立。中国经济创造了国内生産总值占世界9.7%的世界奇迹，但外向型爲主的经济劫透支了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，使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受制于外部环境。此前伴随国际经济环境逐步恶化，出口的拉动力量已明显减速，此次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只是让陷入发展瓶颈的中国雪上加霜而已。如此一来，「头痛治头，脚痛治脚」式的救市，很难根治中国经济痼疾。  

从近几年中国政府平衡经济发展「快」与「好」的努力来看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、拉动内需早已成爲中共决策层的共识。  

而一如当年的国内社会形势，中国当前的突破口之一仍在严重制约内需增长的农村：因爲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「汲取型」关系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民收入增长34.35倍，但本就比农民富裕的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劫达52.02倍，以致城乡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不减反增，由1977年的2.22倍扩大到2007年的3.33倍。经历从旧三大件到新三件再到汽车、房子的消费升级，中国城市社会的消费潜力已经用尽。如能加速解放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，无疑可形成下一轮经济发展动力，爲中国创造更惊人的内需，爲世界带来新机会。  

经由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」而获取政权的中共，深谙「三农」（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）问题在中国这个历史农业大国中的分量。30年间10个「一号文件」，从减轻农民负担，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；从掀起清欠风暴，到推进征地制度、户籍制度改革；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，到加快农村教育、卫生、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……大陆对农民由「取」转向「予」，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可惜「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」等的蓝图迄今仍是远景。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品「照耀」到了农村，但还没有让农民们全身沐浴温暖。  

「搞了20多年还穷，要社会主义干什么？」邓小平当年以一个沉重的问题啓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，而30年过去了，这个沉重的问题目前在中国（至少在广袤的农村）看来幷未得到很好解决。在国内各种矛盾头绪纷繁、国际经济形势危机四伏之际，中共新领导层又一次把目标重新锁定在农村改革发展，实际上着眼于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全局。此时「救农」，不仅要爲几亿中国农民送上福音，更期以此解决体制性、结构性矛盾，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药方—这是中国经济达致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，同样事关全民富裕目标的社会公正。  

农业稳，则天下安，农民富，则国家强。即使国际经济波动，也会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」。这可谓长远之「本」的救市之策，其立足点远高于眼下各国的治标式救市。  

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闭关锁国下中国开创新格局的需要，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则适逢中国在全球化下迎接经济危机的挑战，中共两度激活与发掘农村这个巨大潜能富矿，均有重建国民信心之意。唯今时农村改革之复杂与艰难程度均超过当年，国内国际形势也远较当年复杂。胡温最终会爲中国的持续发展之路交出何种答卷，还得拭目以待。